扶贫车间里，1岁半的计家淼躺在地上睡觉，他的妈妈在一边做棒球。
贫困村民进城后：有人开店上班，有人街边放羊自动播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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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会泽开电器店的章俊伟，从未感受过如此快速的变化：一年时间，他身边突然多了一座城，又仿佛一夜之间，如潮水般涌进近10万人。
他给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快回来，“机遇来了，这两年肯定能赚到钱！”他说，“比你在北京好”。
俯瞰钟屏街道北区，目前易地搬迁已基本完成。
2007年，因为眼馋堂哥在云南玉溪做电器生意发了财，章俊伟从温州来到云南。他选择在会泽落脚。
初来乍到，章俊伟对会泽并不算十分了解。如果了解，说不定会换个地方。
这个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贫困县，被小江、金沙江、牛栏江深度切割，山区面积占95.7%，且地貌破碎，山高、坡陡、谷深。
38万人久居深山，贫困人口占全县人口1/5。
地处泥石流高发区的会泽县大海乡小江村。
在会泽开店13年，章俊伟有了两个门面，但收入远没到发财的标准。
新城拔地而起，让他看到了机会。他大致数了一下，新城家具店开了100多家，新城加老城的电器店，增加了40多家。
“等到过年，打工的带钱回来了，必然是个大旺季”。
章俊伟说的“新城”，指会泽县西部新城。与“新城”对应的，是有“天南铜都”之称的会泽县老城，人口15万，位于新城东边，两个城区中心相距仅3公里。
撇开“新老”的区分，二者其实是相连的，只是在风貌上有着一些差别。住老城的多是原住民，而新城则几乎全是易地搬迁的外来户。
老城区最中心，那些仍在住人的老房子，正朝着历史遗址的方向进化，而新城更像一个现代城市，遍地都是崭新的高楼大厦。
会泽新城，渝昆高速公路从新城中间穿过。
为什么建新城？原因很简单，“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”。
在这个山区小县，“山顶搬山腰、村头搬村委、坎上搬坎下”的传统扶贫，成本高、难度大，且极易返贫，要一步到位，只能搞易地搬迁。
“引10万人搬迁进城、再建一个会泽新城”，被确定为治本之策。
因此，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2亿左右的会泽，举全县之力，“用建城的理念和标准来建设安置区”，一年多时间，建起了“会泽新城”。这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安置区。
两名工作人员在竣工不久的街道安装道路名称牌。
新城建得有多快？
一期、二期267栋安置房建好，只用了10个半月，平均4天半一层。
房建与路网同步进行，周转材料塔吊、脚手架等都是外市甚至外省调的。一万多工人日以继夜，光运输车辆就接近1000辆。
新城建成后，共搬迁10万多人。对这个突然多出的庞大市场，章俊伟心驰神往。他继续催促朋友，“赶快回来，再不来，生意就被别人抢了”。
章晓飞和丈夫赵广东，听从了章俊伟建议，把家从北京附近的香河搬到了会泽。夫妻俩之前做玩具批发，受疫情影响很大。举家搬到会泽后，他们认为章俊伟的判断是正确的，“新城门面租金40元/平米，120平米一年才6万多元，同样的铺面，在北京没几十万拿下不来”。
“搬了新家，肯定要添置家电”，章晓飞认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量。
章晓飞和丈夫赵广东，把家从香河搬到会泽，开了一家电器店。
“搬迁户买家电有个特点”，章晓飞说，大家都不宽裕，不会一步到位，有点钱就来买一件，一件件慢慢添，最后买个饮水机，就算告一段落。
一位女顾客，老公在昆明打工，她带了三个孩子生活，“先买了油烟机，然后买了洗衣机，这两天又订了个冰箱”。章晓飞相信，到了年底，还将迎来一波生意高峰。
三年以后，“家电生意高峰过去了，就改行做装修，细水长流”。
但并非所有生意人，都能在新城成功掘金，安置点米线店老板小黄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她说，新城的住户们，没有在外吃早餐的习惯；偶尔遇到穿着邋遢的顾客，衣服透着异味；还有人居然在城里放羊……
在城市边缘放羊的村民，随着城市化推进，放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。
说话间，一群努比亚黑山羊，穿过马路，向城外走去。
赶羊的老汉，是新城原土地的村民，家住新城一期入口的棚改房。
脚下的街道，是以前的农田。田不在了，但持续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，还有所保留。
新城也有让小黄欣喜的地方。路边的土坡上，长满高原常见的格桑花。在小黄看来，这是一道漂亮的风景，驱散了生意不好给她带来的忧伤。
新老城之间预留的开发地，其中一大片开满了格桑花。
“（搬迁户）刚搬来时，新城人和老城人，一眼就能看出差别”，但现在，这种差异正在慢慢变小。
新城居民，常坐来回双城之间的公交，到老城购物；老城居民，晚上散步也常逛到新城，感受这个新事物。
老城人跟新城人搭讪，少不了几个话题：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来，还习惯吗？关心中，隐隐透出一点不易察觉的优越。
新城人找老城人聊天，谈最多的是，生活方便，吃菜要钱，开销大了，有没有合适的工作介绍？
老城人感慨，去年新城一期，一条泥路尘土飞扬，还是个大工地，而现在居然比老城还漂亮。
夜晚，会泽老城的一家游戏店。店主说，常有新城居民到老城游玩。
会泽县西部新城规划馆，是新城的地标建筑。
79岁的赵立选，站在一张大幅照片前仔细端详，那是一张娜姑镇炭山村村民，在木棍支撑的土房子前的合影。
赵立选就来自炭山村，离开了老家后，他又住进了“炭山村”。
每到傍晚，新城规划馆门前空地上，新城居民聚集，准备练习民族乐器。
新城一期搬入的，全部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安排入户时没打散穿插，邻里关系照旧。
89栋安置房，都以搬迁户原住地命名：老鹰岩楼、半坡楼、炭山楼、白石岩楼、温泉楼、里可楼……
“感觉大家还在一起，没有因进城而分开”。
和“地名”一起被带到新城的，还有曾经的“规矩”和秩序。
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卜金龙说，搬迁行动采用契约化管理，即“由搬迁户对自己的决定建立责任意识，同时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化”。
一支叫“欣城大叔”的村民自治服务队，以此为背景成立。
由70岁以下老年人组成的“欣城大叔”志愿者团队。
这支服务队成立之初只有22人，如今已发展为140多人。
队员大多是乡贤、无职党员、治安积极分子，平均年龄65岁，在派出所和社区指导下，对木城社区的七个园区的搬迁群众，开展解决家庭纠纷、检查环境卫生、特困救助等服务。
“欣城大叔”的队伍里，也有不少女性。
名称叫“大叔”，实际成员里也有不少大妈。
队员分成三组，早上8点报到分派任务，下午3点汇报工作，白班结束。晚上7点到9点，晚班队员上岗，在园区参与治安巡逻。
新的秩序，正在脱离了农村生活的“新市民”中慢慢形成。
欣城大叔的议事厅，每天下午3点总结当天工作。
“好房子几个月就可以建成，养成好风气却需要更多时间”，队友钱学勇认为，这点要向“城里人”学习，改陋习、讲文明、讲卫生，才能把新城建得更好，“并且超越老城”。
欣城大叔上门解决邻里纠纷。
新城创业者为数众多，房井宝是其中之一。
7月中旬，房井宝的奋精电子扶贫工厂开业，主要产品是手机用微电机。
选择会泽，有几个原因，“人工便宜，工资比沿海低2000元，好招人；作为扶贫工厂，有房租、水电减免、员工补贴等优惠”。
工厂6月底试营业，第一天就来了156人，“而以前在工业园区，两年才招了80人”。
“好处是容易招人，坏处是不好管理”，房井宝说，比如本地人风俗多，过生日、红白喜事，一请假就是三五天；还有很多人从没上过班，培训也很花时间。
奋精电子扶贫工厂内，正在工作的年轻人。
为此，他设了几项奖金，一个月上满26天，给100元全勤奖金；一年请假不超过12天，给1800元年奖……
“效果很明显，现在人员稳定多了”。
新城规划馆旁边的一排门面，是新城一期的13家扶贫车间，解决了1153名搬迁户的工作问题。
从火红乡搬来的唐兰香，在砸核桃车间分拣核桃，一天能有80元收入，占她家一天花销的一半，“生活费够了，另一半可以存起来”。
1岁半的计家淼在扶贫车间里，躺在垫着衣服的地上睡觉，他的妈妈在一边做棒球。
温泉村搬来的贫困户黄良金，贷款开了家手工竹制品公司，“一开始没订单，藤编椅子卖不出去，做了一年才摸清门道”，他打算把30人的规模扩大到100人。
“住下来简单，但要住得安稳，收入是最重要的，能挣到钱，对未来就有信心”。
更多“新城故事”，我们将在本周持续推出。
敬请关注《中国人的一天》。
第3810期
摄影&撰文 | 陈杰 刘旻
设计 | 杜小娟 编辑 | 匡匡 夏天
联合出品 | 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 新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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